? ? ? 清人曾國藩在《烹阿封即墨論》中，對齊威王“固不廢左右之言而昧兼聽之聰，亦不盡信左右之言而失獨照之明”的識人用人做法深表贊同，強調“是以刑賞悉歸于忠厚，而用舍一本于公明”。

　　文章開篇講到“夫人君者，不能遍知天下事，則不能不委任賢大夫”，于是齊威王委派阿大夫和即墨大夫分別到阿城和即墨任職。然而，“大夫之賢否，又不能遍知，則不能不信諸左右”。兩人政績究竟如何，詢問朝堂上的身邊人，卻出現了即墨大夫“毀言日至”而阿大夫“譽言日至”的反差。“然而左右之所譽，或未必遂為藎臣；左右之所毀，或未必遂非良吏”，齊威王便派人到阿城和即墨實地了解情況。

　　事實勝于雄辯。據《資治通鑒》記載，調查組到了即墨后發現，“田野辟，人民給，官無事，東方以寧”，百姓一片叫好；而踏訪阿城則發現，“田野不辟，人民貧餒”，百姓怨聲載道?，F實情況與“左右之言”大相徑庭。最終，即墨大夫被“封之萬家”，阿大夫受到嚴懲。

　　阿大夫獻媚齊威王身邊人的原因，值得深思?！白怨庞钩荚谖?#xff0c;其才蒞事則不足，固寵則有余”，沒有與其位相應的擔當和才干，又貪戀權位，則“《易》譏覆涑，《詩》賡鵜梁，言不稱也。彼既自慚素餐，而又重以貪鄙，則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?！睘榱双@得上司的信任進而保住爵位，便曲意巴結上司身邊的人，“左右亦樂其附己也，而從而譽之”。上司聽到身邊人說其好話多了，自然對其印象也就好了。長此以往，用人環境就會變得烏煙瘴氣。于是，“譽之日久，君心亦移，而位日固，而政日非”。

　　再看看即墨大夫，“有介介之節，無赫赫之名，不立異以徇物，不違道以干時”，敢于擔當，銳意進取，不善巴結逢迎。上司身邊人得不到好處，甚至經常還與其意見相左，久而久之，被“打小報告”也就在所難免了。對于即墨大夫的“毀言日至”，若是聽之信之，結果可能“甚者削黜，輕者督責”。

　　歷史和實踐一再證明，單憑名聲與否識人用人往往有失偏頗?！笆枪是笾跉ёu，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；考之于功狀，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。”意思是說，如果僅僅用口碑和聲譽作為評判人的標準，那就很難杜絕個人的愛憎和好惡，必然導致賢才和庸才的混淆；如果完全用政績來考量，又很難杜絕一些人的弄虛作假。

　　考察識別干部，重視哪個群體的意見，很關鍵。不能偏信少數身邊人的評價，而應兼聽群眾公論和社會輿論?！睹献印るx婁上》有語：“有不虞之譽，有求全之毀?！笨疾旄刹?、聽取意見時，“毀言”“譽言”都會反映上來，應善于甄別，不可盲目聽信“一面之詞”。正如孟子所言：“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后察之；見賢焉，然后用之。”孟子在此提出了一個更大的考察范圍和更科學的識別途徑，類似于今天我們所講的群眾路線。

　　考察識別干部，是選人用人的重要環節，貴在“忠厚”“公明”。忠于實事、實干、實績，厚在愛才、容才、用才，公道對待干部、公平評價干部、公正使用干部，為各級干部“精準畫像”，大力褒獎使用敢擔當善作為的干部，讓巧言令色、奉承諂媚的干部沒市場，黨的事業就會人才濟濟、興旺發達。